本文应“政治学人”公号约稿,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RFpyBKWkUOILpiIcI7uQ
El presente se escribe con la misma tinta que el pasado y el futuro termina siempre en el mismo sitio.
“现在是用与过去相同的墨水书写的,而未来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结束。”
——西班牙《ABC》报记者恩里克·奥尔特戈,于2000年欧洲杯西班牙国家队折戟四分之一决赛后发表的专栏评论
一 看台上的国家
每当国际足球赛事到来时,平日里多姿多彩的西班牙,会短暂换上国家队的红黄两色。从加利西亚到瓦伦西亚,概莫能外。然而,西班牙从来不是消弭了地区主义的国家。至少在足球场上,依然能看到许多张力的存在——诺坎普的坐席,拼成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那句著名口号“Més que un club”(不只于一家俱乐部),昭示着强烈的地区认同;2008-2012年国家队巅峰时期,球员们逢夺冠庆典总会特别身披各自家乡所在的大区区旗,和鲜红球衣交相辉映;更遑论巴斯克精神的皈依圣马梅斯球场,这里的主队毕尔巴鄂竞技百多年来始终只接受巴斯克血统的球员,以十分执拗的方式守护着整个共同体。

在比较政治学中,西班牙的地区分离主义和7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转型,总是两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如今,距离佛朗哥逝世、苏亚雷斯开启过渡时期已过去了40年,其间西班牙足球历经涅槃。特别是最近20年,国际竞技成绩前所未见:国家队层面有斩获两座欧洲杯、一座大力神杯的“无敌舰队”,本届世界杯又携新科欧洲冠军的荣誉前来,再进决赛;俱乐部层面既有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这样吸纳全世界顶级选手的豪强俱乐部,也有世纪初冉冉升起的“超级拉科”、蝙蝠军团等中坚球会,在欧联杯、国王杯和联赛里成绩斐然。其女足和青训也取得无数荣誉,整体跻身一流足球强国。足球俨然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化名片,承载了国民的荣誉和希望。
这样生机勃发的局面,恐怕是佛朗哥政权乃至二十世纪西班牙知识界都很难预料到的。早在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上,西班牙国家队便以强悍、粗粝、近乎失控的球风获得“西班牙狂怒”(La Furia Española)之名。此后大半个世纪,这一意象始终与另一种宿命论纠缠在一起:西班牙人勇敢、热烈,却总在关键时刻败给命运。足球失利因此不断被解释为国家历史的回声,带上浓烈的悲剧色彩。这种叙事,也始终是“九八一代”以降贯穿整个二十世纪,西班牙知识分子讨论“西班牙性”所围绕的母题。
佛朗哥本人未必真正热爱足球,但其国家机器很快意识到,这项运动具有难以替代的政治价值。它可以振奋人心、凝聚国民、修补国际形象,也可以把地方身份重新收编进一个统一的、保守的西班牙叙事。其中地方可以存在,但只能作为“西班牙的地方”存在。然而,历史最终走向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方向。佛朗哥试图借足球塑造“一个西班牙”;而他死后,逐渐民主化、现代化、欧洲化的西班牙足球,却成为理解当代“多重西班牙”最生动的窗口。
在西班牙,足球从来不仅仅是足球。它成为一种政治语言,既书写胜负,也描摹国家。
二 不只是11人,是5000万人
最近二十年,如果你只是每逢世界杯与西班牙足球“一期一会”,你很容易形成一些常见刻板印象:tiki-taka传控倒脚令人昏昏欲睡,“西超”两强轮番捧出世界巨星,国家队黄金一代横扫欧洲。然而,只要离开世界杯,走进西班牙足球的日常,就会发现图景截然不同。这里的足球,并不只有一种语言。
2023年,我第一次探访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圣马梅斯,以及瓦伦西亚的主场梅斯塔利亚。两者风格迥异,也不同于伯纳乌和诺坎普的恢宏气魄。两家俱乐部都设有球场和博物馆参观项目。其中真正吸引我的不是奖杯、荣誉墙或是更衣室,而是它们讲述自己的方式。
圣马梅斯几乎像一座巴斯克共同体的纪念馆,甚至可以说是圣殿。会员与俱乐部之间那种近乎天然的身份默契俯拾皆是。看台上即便没有铺天盖地的伊库里尼亚旗(ikurriña),也足以让人意识到,这里支持的绝不仅仅是一支球队,而是一种关于“我们是谁”的回答。相比之下,梅斯塔利亚展现的是另一种更平和的地方性。它同样充满自豪感,却更多诉诸城市共同体,而不是民族共同体。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在瓦伦西亚、塞维利亚的官方商店里,入选国家队的球员周边往往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而在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它们却很少成为真正的主角。更微妙的是,2008年至2012年国家队连续夺冠后,哈维、普约尔等加泰球员手擎加泰罗尼亚区旗满场飞奔,而巴斯克球员略伦特、哈维·马丁内斯等人却始终十分克制,没有公开展示巴斯克旗帜。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过去习惯笼统称之为“地方主义”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单数名词。地方身份都很鲜明,但它们进入足球、表达自身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这种丰富而细腻的身份表达,在佛朗哥时代几乎难以想象。过去足球也承载身份政治,但解释的权力几乎完全掌握在国家机器手中。今天发生变化的,是国家不再垄断身份表达。人们习惯把皇马与巴萨的国家德比理解为中央与地方的对抗,其实不然。佛朗哥时期的巴萨高层,同样不乏长枪党成员。而皇马显然也不完全依靠佛朗哥的“运动”(Movimiento)扶植,而尤其得益于圣地亚哥·伯纳乌的卓然眼光。如今的皇马也逐渐淡化了昔日的“中央性”,越来越像一家面向全球的俱乐部;它曾承担的一部分国家象征意义,反而随着国家队的成功逐渐转移。这仿佛是另一份隐喻:足球反映的身份认同因此开始分层,俱乐部和国家队不再争夺同一种象征资源;一座球场可以成为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共同体象征,反之亦然。就连王室也颇能体现这种微妙关系——费利佩六世公开支持马德里竞技,而他的父亲胡安·卡洛斯一世则是最知名的皇马拥趸之一。但没有人怀疑,他们共同代表着西班牙。
变化并不仅发生在西班牙内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西班牙足球是什么的解释权,某种程度上也掌握在外国媒体手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班牙足球屡屡成为法国媒体倾泄优越感的对象。功勋教练德尔·博斯克年轻时率球员罢工。当时法国记者报道时奚落说,足球长期以来不过是“这个国家的大众鸦片”;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西班牙全国上下都期待借此刷新对外形象。而法媒又把东道主球迷形容为“骑士精神与对批评异常敏感的奇特混合体”,德媒也坚称西班牙作为东道主“表现的像个第三世界国家”。当时的西班牙刚从转型期走出、翻开历史新篇,的确面临国内社会管理不善、军事政变未遂、埃塔爆炸事件频发等问题。上述外媒批评虽不是空穴来风,但着实通过刻板印象有意无意踩中当时西班牙的集体情绪痛点。而在国内足球乃至体育管理体系逐步走向正轨之后,外媒的批评逐渐消失,而西班牙民众也免于“过敏”之虞。
我们可以推测,西班牙足球新千年以后逐步成型的这种多元一体认同,更深层的原因是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现代化,而不仅仅是民主转型。过去四十多年,高速铁路、欧洲一体化、自治区制度、地方教育以及全球职业足球的发展,共同改变了西班牙社会。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国家越现代,认同理应越强,地方身份则趋于淡化。然而西班牙足球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种现代性:国家认同更加稳固的同时,地方身份认同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比过去更加公开、更加制度化,也更加自信。现代化并没有把所有人塑造成同一种西班牙人面孔,而是让不同地区都拥有了表达自己的现代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多元意识并没有吞噬团结。恰恰相反,每当世界杯来临时,人们又会发现另一种西班牙。2008年至2012年那支国家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连续夺冠,更在于它让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共同组成了一支被一代人珍存和敬仰的国家队。本届杯赛队长罗德里曾经回忆,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下午,他还是个在美国康涅狄格交换的高中生。那一天在断网的森林里,本在野营的他苦苦哀求带队老师借到电脑看比赛。当伊涅斯塔攻入制胜进球帮助西班牙夺冠时,他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冲出帐篷沿着湖泪奔。而他的美国师友都说“这个西班牙仔疯了”。
他如今的战友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感体验。本届世界杯,他们还在继续这样的传承。梅里诺公开把进球献给正在欢度奔牛节(圣费尔明节)的纳瓦拉同乡,佩德里则沿着前辈贝莱隆、大卫席尔瓦开辟的前路,继续把加那利群岛的足球节拍带到世界舞台。以上种种或许是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足球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它既允许多种地方特色存在,又始终保留着一个更开放包容现代、迥异于转型前的国家精神。从粗野的La Furia到今天精密的团队协作自成风格,这何尝不是西班牙国家政治在整个二十世纪历经磨难、终究完成现代化转型找寻自我的写照呢?
三、从La Furia到La Roja
西班牙足球本世纪腾飞的起点,应该略早于2008年捧起欧洲杯。或许启自“智叟”阿拉贡内斯2006年世界杯后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带来的改变,当然包括更短的传球、更灵活的中场和对技术型球员的信任,但更深刻的是,他让国家队不再迷恋旧叙事。敢于放弃劳尔这一代功勋球员,也敢于把球队交给哈维、伊涅斯塔、席尔瓦等身材并不高大、风格也不“狂怒”的球员。自此之后,国家队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讲述自己。
“La Furia Española”最初赞美的是球员强悍、执拗、近乎悲壮的斗志,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一套挥之不去的民族性格叙事:西班牙人有激情、有血性,却缺乏秩序;善于轰轰烈烈地投入比赛,却总在最关键的时刻输给命运。“狂怒”既解释球风,也解释失败,仿佛国家队每一次出局,都是同一种历史性格在球场上的重演。而2008年欧洲杯期间,阿公留下的名言不是“为荣誉而战”,而是斩钉截铁却十分朴素的“我们到这里是为了赢球,又不是为了参赛”——切断了西班牙足球长期用悲壮为失败找借口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La Roja”(红衣军团)逐渐取代“La Furia”,成为国家队最通行的称呼。名称的变化看起来微不足道,含义却很深。“狂怒”预设了一种民族性格,需要场上队员通过比赛证明西班牙人天生勇猛;“红色”却只是从球衣颜色出发,轻巧得多,也开放得多。它没有老大帝国的回声,没有内战的沉痛阴影,更无需承担佛朗哥遗绪的全部重量。阿拉贡内斯没有改变球衣的颜色,却改变了理解这件球衣的方式:西班牙不必再靠古老的民族性格神话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凭借技术、秩序和合作赢得认同。
在此基础上,博斯克保护了这个新名字不被任何一方强占。他接手的并不是一支没有嫌隙的冠军球队。2010年前后,巴萨与皇马的竞争逐渐越过竞技边界。尤其在穆里尼奥与瓜迪奥拉时代,国家德比充满阴谋指控、暴力冲突和彼此敌视。国家队更衣室里,双方球员几天前还在代表俱乐部针尖对麦芒,几天后却必须并肩代表国家作战。国家队因此成了一项脆弱但必要的政治工程。2011年西班牙超级杯冲突后,这种张力几乎达到临界点。皇马队长卡西利亚斯曾公开指责巴萨球员,在回看比赛画面后,主动致电哈维和普约尔,承认错误并试图修复关系。《国家报》称,这通电话是重建国家队和谐的必要一步。因为卡西利亚斯不只是皇马队长,他也是国家队队长。

这则披露的秘闻比任何宏大的团结口号都更能说明“La Roja”的性质。今天的国家队珍贵之处在于,人们愿意为了维护它暂时克制俱乐部冲突。博斯克从佛朗哥时代起即耕耘在这一行,从球员到教练,他很少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风格一贯克制,从不让任何俱乐部、政党或者政客成为国家队的话事人,也不要求球员表演某种统一的爱国姿态。四十年前,国家机器试图借足球规定何为西班牙;到了博斯克时代,国家队的公共性反而来自它与具体的政治机器保持距离,这反而让它成为最好的凝合剂。而今天,同样是欧洲杯冠军教头的德拉富恩特也走在这条道路上,即便国家队长期爱用巴萨班底,德拉富恩特也反复耐心地向新闻界解释,他无意于拷贝巴萨风格,“国家队不是巴萨俱乐部”。
有鉴于国家队的出色成绩和良好形象,今天的西班牙社会格外警惕政客利用国家队胜利带来的巨大人望。其实西班牙的现代政治传统中,总有某种“爱国赤字”,需要政客借助体育项目来动员民众。在这一点上,社会党抑或是人民党并无分别。珍爱La Roja,相当程度上也意味着把国家队和党派斗争与政治表演切割开来。这种意识觉醒是很不容易的。大赛夺冠之后,首相接见、王室会面和广场庆典自然不可避免,但西班牙社会普遍更愿意把冠军理解为球队和5000万国民共同拥有的荣誉,不是政客可以兑换的政治资本。2010年西班牙网民就大声疾呼,世界杯赛后庆典“不要让萨帕特罗(时任西班牙首相)站到前面!”,2012年欧洲杯集训期间,当选首相拉霍伊造访了球队大本营。除了轮流拍照外还勉励球员们争冠,以让数百万国民“情绪振奋”,忘却经济危机。博斯克则相当明智地回应说,“无论发生什么,国家队的作用都不是解决国家问题”。
这种将国家队重新还给国民的集体意识,可能才是西班牙足球现代化、乃至政治现代化的真正奥义。人们可以继续争论俱乐部、地区和政治,只在重大国际赛事时回到一个共同归属。从“La Furia”到“La Roja”,它折射出整个社会对现代国家的新理解。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国家,足球从未、也不可能与政治分开;真正改变的是政治表达的方式。佛朗哥时代,国家机器借足球塑造唯一的西班牙;民主化以后,足球逐渐成为不同西班牙彼此相遇的公共空间。国家不再强制缄默地方,地方也不必以抗拒国家来证明身份。国家队终于不再独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个政党,某届政府,而属于所有愿意为它欢呼的人。
四 路在脚下
足球当然不是万能灵药。2008年至2012年的连续胜利,没有使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诉求消失,也没有抹平巴斯克、纳瓦拉以及其他地区对于国家、民族与自治的不同理解。世界杯可以把球迷短暂召集到同一面旗帜之下,却不能替代宪法、财政、语言和主权问题上的政治选择。最近十余年,西班牙的国内政治空气并不尽如人意:加泰独立危机留下的裂痕尚未完全弥合,左右阵营的对立日益尖锐,地区政党又频繁成为全国政治组阁与议会博弈的关键力量。足球制造的共同欢庆无法消除这些冲突,更不能把竞技场上的团结误作政治生活中的一致。
然而足球的意义原本也不在于替政治提供答案。高速铁路、全国市场、电视转播和欧洲一体化扩大了共同生活的空间;自治区制度、地方教育和区域媒体,又使地方认同更加制度化。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班牙。终场哨响后,联赛重新开始,各地球迷仍会回到熟悉的方言和旗帜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杯期间形成的共同体是幻觉。国家认同在政治生活和足球场上时隐时现,让不同地区的人们始终保有共同参与、共同欢呼的可能。西班牙足球现代化的历程表明,他们逐渐学会了以成熟的现代方式接受国家和地方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并力图通过自我更新取得二者平衡。
这种平衡并不稳固,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国家队成绩低落时,凝聚力随之减弱;地区政治进入危机时,球场也无法置身事外。但西班牙确实能提供一种有限而真实的公共经验:在俱乐部、地区和党派政治之外,全社会仍然保留着一个可以暂时共享的象征空间。或许这正是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足球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一个西班牙”的认同不再需要时时压过“多重西班牙”的认同,两者从并存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激励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在每一座球场为下一个荣誉并肩战斗。
——写于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之际,发表于2026年7月20日西班牙捧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