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做志愿讲解员，我特别讨厌留微信。所以近来如果有观众硬要联系方式，我倾向于给邮件地址。一来邮件可以选择性回应，不高兴就不用回复，而微信则把不熟悉的人之间距离强行拉近，让我有些不适应；另一方面，有心写邮件者，不会像微信“在吗？”一样草率——有事就好好说，也能在处理信息时不至于浪费时间。
上月末刚结束的“几暇怡情——乾隆朝君臣书画特展”，是学生时代最后一次服务的书画展览，因为忙于毕业，也没有去唠几次嗑。相反还蛮常收到观众反馈的。比如上次我晒过一位观众很暖心的来信：
除此之外，之后有一位观众给我发来了长篇感想，其实跟我预期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原本以为在有限时间内我已经把能够厘清的概念和一些要打消的刻板印象尽量强调清楚了，可是事实上从来信看，一般观众对清代史依然大量受传统刻板偏见和一些奇怪网文的影响——即便是历史爱好者，也并不会去查一些公开的论文来弄清一些好奇。所以我还挺认真地回了这封邮件——我并不期待人家的同等对待，只是既然涉及到自己有兴趣且做过一点微小工作的领域，大概谈兴就上来了，如此而已。
观众邮件如下：
我的回复如下：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感谢您的来信，前段时间正在忙于毕业搬家，因此没有顾得上回邮件，迟复为歉！对您提出的观点，我有若干回应如下：
1. 清代对于边疆的经略，我认为是介于欧亚大陆东西经典古代帝国模式之间的一个特殊统治方式。它既不是某些当代欧美学者认为的“内亚模式”，也当然不同于传统中原王朝。究竟怎样对其进行描述，目前政治学理论界尚没有公认的答案，我也试图在做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过没有太多进展，因此只能言“非”，不好说“是”。而这种经略，随着内地直省政治的衰颓和转变，也因为失去了财政基础与控制能力而逐渐走向了没落。所以晚清相比较于清盛期，可以说是另一个不同的阶段与时期。两者虽然有继承和线性时间联系，然而形态殊异。
我在读书期间主要学习的是清盛期，对晚清知之甚少，更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了解不多，不好评价晚清是不是今日之模板。不过我想说明的是，清盛期（这里特指康熙初至乾隆中后）对于边疆地区的经营，于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政治遗泽。据我所知，今天中国的自治区或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建政以后几代领导核心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的发明创造，几乎没有明确文献表明，他们的灵感来自于清代上述特定时期。但如果我们谈今天部分领土争议中中国主张“自古以来”的合法性，清代的开疆拓土确实有伟大的贡献。
2. 首先，清代的“汉化”有具体的定义。目前公认对清代政治汉化影响最具标志性的讨论，是何炳棣先生于1998年发表的”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此文几乎是开启此后迄今20年全球学界“何以中国”大讨论的标志作品之一，亦早有译本问世。何先生此文，以大篇幅描述了汉化的形态和正面历史意义，证明如果真的有“内亚/汉化”两分，那么清代政治也并不像罗友枝等美国学者所认为的一样以“满洲认同”为重心。之后，海内外也有很多其他学者基于或政治、或学术的不同出发点，贡献了相当多阐述汉化意义的学术文献，恕不赘述。所以，所谓“吸收的是传统汉文化的糟粕”，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也并不认同这种提法。
其次，如果您注意到我在讲解时特别反复提到宫廷艺术中的“满汉同文”现象，就可以发现至少对于盛期的几位君主来说，“满-汉”两种传统之间虽然存在张力，但并不必然全是“此进彼退”的情况，甚至有大量的文献和遗存可以证明，清盛期皇帝在两种政治传统中做出了调和的努力，也就是说试图综合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样态，驾于单个族群的传统之上，使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保持灵活弹性和多元面向。我们也能从总体上观察整个时间段，每当皇帝对满汉张力处理得当、不机械二分两者关系，则对应时期中无论是官场生态还是巩固西部，都能处理的比较好，国家政治运行的也比较顺畅。
再次，满洲的蜕化，并非全部跟汉族人口的压倒性比较优势相关。对于什么是所谓满洲，乾隆早有说法，即其核心认同（或者标志）是“国语骑射”，满洲并非一个今天意义上有文化身份的民族，而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群体，那么当这种组织的严密性随着时间流逝、承平日久、分担国家责任下降以及财政负担加大，必然在清中期之后开始呈现松弛和疲软的状态。例如乾隆中后期有多次强令汉军旗人口出旗的举措，正是为了遣散一部分旗人来缓解内府供养的压力。如果我们强调一点唯物史观内因的核心作用，也能发现旗人自己没有坚持“不忘初心”（关内的和平生活也确实使其很难保有祖辈的风气）可能才是根本上要命的地方，而风气一败坏，想来再纠正就相当困难了。
最后，满语并没有太退化，至少今天绝对谈不上消失。到晚清，清代君主们虽然也确实屡屡谕令八旗要刻苦学习“清语”，但子弟们的学习成果确实是不尽如人意的——可是远远谈不上消失，更与拓跋宏那种主动摈弃本部语言和传统的改革方式完全不同。到今天，虽然并没有非常大规模的专业满语学习队伍，但我自己以及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也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高校、民间讲习方式，接触并学习满语。据我所知，一些阿尔泰文化、内亚文明的年轻爱好者及满族同胞等，正在努力地保护和扩大满语文化的影响。
满洲是不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现当代中国政治乃至整个世界政治中的概念，也是对应“民族国家”体系在17世纪诞生之后才出现的族群形态。清代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以与今天“少数民族”概念直接挂钩的历史遗产。
——如果有什么我能再反复说明的话，我认为一切概念需要先厘清并确认具有相同意涵，才可能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和互通使用。
3. “清代没有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准确的。我确实读到过某些通史性的战争史或者区域史文献，认为16-17世纪之后直到近代以前，东亚都曾长期保持和平。然而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他们研究对象的统治者即清代君主们所面临的挑战来源可不分什么东亚内亚。从时间线上看，整个清代边境及内地的战争（尤其是大型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敌人也类型多样。牛津大学的沈爱娣教授最近几年的研究甚至表明，乾隆从商队和情报中已经隐隐察觉西欧殖民者对朝贡体系范围的侵蚀和潜在威胁，时间远远早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范围和给英王回信。这也许就首先解构了您认为“没有对手就没有发展动力”的推论条件。我不研究军事，所以不好断言清代军事制度（比如军队组织、管理等）是不是落后。但武器水平的落后原因很多，也许有一定封闭国家带来的影响，或者其他，这可以再探索。但清政权始终在任何面向的区域体系中，都绝没有什么“压倒性优势”，这是我始终坚持的观点。
不过晚清对外如此孱弱，或者军队与西方列强碰撞时为什么如此落后，我倒是有些别的想法：财政规模极其有限，导致即使接触了新的火器或者装备，也无法推广到整个军队，进而改变其编制和出战方式。——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耶鲁大学张泰苏老师即将发表的专著。他研究清代财政的意识形态基础，做过很有意思的对比，指出其财政规模和税率被多种原因限制，死死圈定在一个相对而言极其有限的规模中，被束缚住了手脚。我自己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曾经对比过清盛期时中英之间战争占据国家财政的比重，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1766年），这一年户部库银存额基本上是清盛期中值的水平，可以说明一点平均状况。该年42212681两岁出中，各地军饷共计25672145两，即军费支出逾60.8%——而同期英国的军费开支在国家支出中的占比从73%迅速下降到28%，均值只有40%出头。您可以想见，有如此大宗定额的财政支出，国家或者社会也不可能有余裕转来进行可能的技术革命，而战争原本考验的，正是国家财政在长期上的汲取和再分配能力。
至于所谓“内卷化”，我不知道施展老师的“内卷化”相较于杜赞奇-黄宗智这一路研究有没有更进一步，不过我个人对他们的解释力持保留意见，而且后者的内卷化也是旨在解释为何“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更长足的发展，而不是军事技术的进步。而说到“为什么没有”——我觉得严肃的社会科学讨论不会也不应该回答这种设问。
4.同光中兴确实殊为不易，但和整个形势的颓败一样，这种“回光返照”的发生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部分延伸一下您的意见，即学术研究在不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的情况下，对于传统史学中全面否定的一些政治人物（比如西太后）之历史作用，评价时可以更精细一些，对具体的一些事件，也指出其作为的合理性和积极影响。
5.乾隆是否作秀我并不清楚。即便能够访问到他本人，这也不会有答案，至少很难让人信服。
不知以上回应您是否满意。恳盼您批评指教，再次多谢您的信任。
此致
敬颂 夏安
陈宇慧 上
C’est tout.
Helenville 